何兆武先生那一代人聊胜于无的自由
《上学记》：何兆武先生那一代人聊胜于无的自由
文/谢志浩
前一段时间，梳理北京大学哲学系史料时，陡然注意到三位出生于1921年的学人——张世英、汪子嵩和何兆武。
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，张世英、汪子嵩和何兆武，属于比较尴尬的一代。比起第三代学人钱钟书、费孝通、季羡林，要小十来岁；比起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第四代学人，大十来岁。张世英、汪子嵩和何兆武到西南联大读书时，钱钟书、费孝通已经成为青年俊彦，教书育人。
志浩觉得这种尴尬，最主要的还不是来自年龄，而是来自所接受的教育。李泽厚小张世英、汪子嵩和何兆武十来岁，1950年入读北京大学，尚在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，伴随着院系调整，可以与时俱进。张世英、汪子嵩和何兆武则不然，他们完整系统接受了“资产阶级教育”，只有洗涤所曾经接受的观念，“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”，才有可能跟上时代的步伐，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。
何兆武先生的《上学记》，最精彩的神来之笔，就是在外漂泊了十二年之后，二十八岁的何兆武回到北平，在妹妹和妹夫的建议下，来到颐和园以东的西苑——华北人民革命大学，重新当起了学生，这一次主要不是文化课，而是政治学习。作为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，不曾到过延安取经，不曾在华北联合大学就读，没有一番洗心革面、脱胎换骨的改变，怎么可能迎接如日方升的新中国呢？
华北人民革命大学，先生多来自华北联合大学，学生多为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的师生，何兆武在这里遇到了大作家沈从文、批评家李长之先生。华北人民革命大学，简称“革大”，这里与何兆武曾经读书的西南联合大学一样，也经常请名人讲座，只不过，不一样的是缺少了自由。革大的学员，一人一个小马扎，“台上的人一般都很能讲，动不动就四五个小时”，这哪里是讲座，简直是在用大炮轰。
何兆武在“革大”有位同班同学，是胡适先生的二公子——胡思杜，胡思杜并没有跟随父亲漂流海外，站在新中国的立场，与父亲划清界限，表态发言批判过胡适先生。不过胡思杜发言批判自己的父亲，到底有多少话是真诚的，何兆武持有怀疑的态度。
何兆武在革大的学习，收获如何呢？“在革大培训了大半年，和联大时候不一样，没有哪位老师或同学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。我想除了学习时间短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，解放后的人北大说真话，说的全是标准的、一样的语言，冠冕堂皇而又少了个性”。1950年夏天，何兆武胜利完成学业，在华北革命大学毕业了，毕业证书上有校长刘澜涛的签名。
其实，何兆武还是有收获的，“我是1949年9月初入的革大，算是建国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，恰好搭了末班车，年满以后算离休”。坐地铁不买票，每月可以报销一百五十公里的“打的费”，看起来，这半年多的学习，似乎不像何兆武所说，只赔不赚。
新中国要是等着李泽厚成长起来之后，依托1930年出生的一代建立新学统，怕是远水不解近渴，有些来不及了。所以，比李泽厚大十来岁的何兆武、张世英、汪子嵩，经过各种形式的“洗澡”，还是要为新中国所用。张世英1945年前后，接触了闻一多先生，耳濡目染，也由一位只拉车，不看路的书生，逐渐转化成为左倾进步青年。只不过，纤绳荡悠悠，西南联大曾经给予何兆武、张世英、汪子嵩的学术和自由，沉入了地下，断线与决裂，在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，历史归去来，沉埋于内心深处的自由，才重新被激活。
随着台海两岸关系的解冻，台湾学人的信息，传到了大陆，“惊呼热中肠”，回首平生，走过的路，见过的人，做过的事，读过的书，上过的课，旧人旧事，也需要重新打量一番了。
殷海光就是这样一位同学。殷海光在西南联大上学时，叫殷福生。这是一位铁杆国民党的粉丝，以国民党的立场为立场，以国民党的是非论是非，哪位同学，要是说国民党的不是，殷海光肯定迎头痛击，国民党做了那么多没有道理的事，但，这位殷海光同学，百般回护，以至于达到了胡搅蛮缠、荒谬绝伦的地步，令不少同学，怒目以对，在同学中，留下了很坏的印象。
汪子嵩在张建安采写的回忆录《往事旧友，欲说还休》中，专门有一节谈到殷海光。殷海光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之后，读金岳霖先生的研究生，有一段时间，汪子嵩和殷海光同住在联大的一座茅草宿舍，四十个人同住一间宿舍，算得上一间超级宿舍了。志浩初中住校，十七八位同学住在一间大通铺，已然拥挤不堪。西南联大很有意思，因陋就简，宿舍的习惯，似乎来自北大。“拉根钢丝，用布帘子隔开了。住在一个宿舍的人，有的认识，有的不认识。”
汪子嵩接着说：我和殷福生从来没有往来，但他在那边高声谈话，我在这边都可以听见。有几次听见他批评民主运动，批评……，我便有了这样的印象：这个人即使不算“反动”，至少也是“落伍”，对他没有好感。后来，他到了台湾，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，对蒋介石的专制统治持特别尖锐的批评态度，因而受到种种压制。他在台湾很受青年欢迎，好多有名的学者都是他的学生。我读了几本他的著作，发现自己过去对他的看法实在是偏见。（《往事旧友，欲说还休》，第62页）
何兆武在《上学记》中，也专门有一节，回忆这位滔滔不绝的殷福生：人的一生很难说，出乎意料的事情太多了。有一个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叫殷福生，哲学系的，当年在学校里是个大右派，整天骂共产党，而且好几次时事讨论会上都站起来公开地骂。那时候，国民党总骂共产党“游而不击”，殷福生也骂共产党“躲在延安，摆出一副超然的姿态”等等，和国民党的论调完全一样。这在当时校园内是非常之罕见的，至少我所见到的只有他一个。同学中左派比较多，自由主义就更多了，大多数人对共产党都有好感。虽然没有具体的认识和感受，并不十分理解，而且真正拥护的人也不多，但大多是同情，认为共产党为国为民，是真正要求民主的。即使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也很少像殷福生那样赤裸裸地反共，所以我们都讨厌他，认为他就是法西斯。
汪子嵩和何兆武，在西南联大，还是可以代表大多数的，我想汪子嵩的学弟张世英，对殷福生的看法，大体也差不多。这位殷福生，简直是一位“万人恨”了。有一回，冯友兰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史》，只要冯先生让大家发言讨论，殷福生就滔滔不绝，慷慨陈词，何兆武的印象是，还挺唬人的。问题是殷福生还不止于此，还放大招，讲完之后，还要骂人：记得有一次骂胡适，说：胡适这个人，一点儿哲学都不懂！
可出人意料的是，殷福生到了台湾以后改名叫“殷海光”，走的却是胡适那条路，反对国民党，成了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，是台湾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。
赵俪生抗战之前在水木清华读书时，校园政治，已经由静水深流，变成暗流涌动了，但是，在水木清华，似乎还没有这么突出，在艰难的国运中，西南联大的校园政治，伸向了宿舍，以至于影响到日常生活。这也是时代使然吧！殷福生这么一位在同学眼中法西斯式的人物，成为台湾戒严时期自由主义的燃灯者。反对国民党专制的西南联大校友，在历史的紧要关头，响应历史的先声，站在了追求自由的行列，却在一段时间，失去了学术自由；西南联大的大右派殷福生，在台湾擎起自由的大旗，成为自由主义的精神导师，这对何兆武、汪子嵩、张世英三位老同学，有不小的触动吧！
何兆武1921年出生于北京，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都是在北京接受的教育，高一暑假，北平沦陷了，何兆武的高中教育，只能到万水千山之外的长沙和贵阳完成了。
何兆武上小学时，先后经历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两个时期，在何兆武看来，前后两个时期的统治有很大的不同。当时，还是小孩子的何兆武，对国体和政体的变化，并不敏感，这是政治家关心的问题，小孩子敏感的是，党义和国歌，以至于，何兆武在人生的晚霞，还在思索个中奥妙。
我做小学生时，北伐以后就有了政治学习，“党义”和革命史是学校里的公共课，要背诵三民主义。
国民党有意识形态灌输，开口三民主义、闭口三民主义，就跟我们解放后整天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一样。但之前完全不是这样，北洋军阀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，这是和国民党时期最大的一点不同。
北洋军，排队唱军歌，唱的是：三国战将勇，首推赵子龙，长坂坡前逞英雄。
再比如国歌，中国古代有个《卿云歌》，“卿云烂兮，纠缦缦兮；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”，萧友梅为它谱了曲子，这就是北洋时期的国歌。20年代末国民党北伐，国旗和国歌都改了，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，国歌里唱：“三民主义，吾党所宗，以建民国，以进大同。”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唱的第二首国歌。（《上学记》第11页）
值得再说一句的是，《上学记》的序和后记，有意无意，把普普通通、本本色色的何兆武拔高，葛兆光先生所做序言的标题——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，其实，读过《上学记》，何兆武当年，拥有的自由，并不太多，但，聊胜于无。
（2017年7月30日，书菜楼）